曲华纶
站在太行山麓的井陉古驿道，触摸两千年前“车同轨”的深深辙印；漫步珠江口的南头古城，倾听东官郡回荡的历史潮声；驻足河西走廊的阳关故址，凝望丝路驼队遗落在沙海中的琉璃残片……
展开中国地图，纵横交错的省界、颜色参差的市域、星罗棋布的县治，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镌刻着文化密码的活态史诗。
展开历史长卷，郡、县、州，道、路、省，府、厅、镇，不仅是治理单元，更是文明传承的时空载体。
“何”。为何这片土地绵延五千年文明独存于世？何以能使广土巨族融合为多元一体？又该以何样的方位坐标安放历史文脉、文明根脉？
“方”。既是方位，也是方域，还是方法。自古常用方域、方舆指代行政区域划分。《禹贡》“九州攸同”有了治理方位，《周礼》“方千里曰国畿”有了方域设计，历千年“山川形便，犬牙相契”展现的是划界之规。
“家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个个行政区划单元，彰显着家国同构，牵绊着故土乡愁，凝聚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和责任担当，组成的是中国大“家”。
“何方家国”，承载着中华文明深沉的文化叩问，相约的是一场从行政区划出发、纵横时空的历史文化之旅。
——从行政区划出发，探寻疆域版图的法理纹章。
郡界以山脊为断，民籍随郡县而隶。秦始皇遣史禄开凿灵渠，在南越之地“凿渠运粮，置桂林、象郡”，使军屯与税赋体系直抵南海之滨。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设西域都护，《汉书·西域传》特注，凡国五十，自译长至将相皆佩汉印绶。唐代贞观十四年（640年）平高昌，置安西都护府，《唐律疏议》规定，羁縻州赋税不入户部，但刺史须受唐官监领，留下的是新疆自古属中国的法理印证。
南宋《诸蕃志》载：“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塘）……四郡凡十一县，悉隶广南西路”。《琼管志》也提到“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属“琼管”。清《广东通志》载：“万州三曲水环泮宫，六连山障，州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为南海主权留下铁证。
清代测绘《皇舆全览图》，以经纬度网格重构国土认知，舆图所载，即疆理所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1885年台湾建省，划设“三府一州十一县五厅”，奠定台湾行政区划格局，彰显行政建制与主权捍卫的密切关联。
行政区划通过法典条文固化治权边界，通过户籍、税赋、司法等行政实践累积治理实证，通过界碑舆图铭刻主权记忆，使华夏疆域纵历分合鼎革，终成不可裂解的金瓯整体。
——从行政区划出发，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榫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行政区划从来不是地理空间的简单切割，而是一方水土文明交融的载体、多民族共生共荣的纽带。战国末年，秦国置陇西、北地二郡，将羌、戎部族纳入郡县管辖，中原农耕之民与游牧部族在黄土高原上错落而居，共垦边地，共御天灾，血脉渐融。大理国故地在元代划入云南行省，汉人官吏、白族首领、傣族土司协同理政，茶马古道上的藏商与彝民以盐帛易马匹，地理的“边陲”在行政整合中渐成“腹地”。
行政区划以制度之力冲开地理阻隔、打破地域壁垒，让不同族群的命运在共同家园中交汇激荡、凝结聚合。汉武帝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数十万中原士卒携家带口戍边屯田，汉人“衣冠”与匈奴“辫发”共饮弱水，驼队与耕牛同踏河西走廊，催生出“胡商汉贾，昼夜不绝”的共生图景。隋通西域，设鄯善、且末、伊吾等郡，丝绸之路上的驿馆与市集，成为粟特商队、突厥牧人、汉地行商的共栖之所。唐代于西域设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等城郭由汉军驻守、突厥民协防、粟特商贯通，各族共居一城、共守一域，“城头烽火”与“市井胡音”交织成一幅美美与共的边塞长卷。
行政区划的演进史，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长的见证史。行政区划的创设与演变，用制度的力量将族别转化为共域，将差异转化为互补，让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的各族群在共治共生的疆域中交流交往交融，熔铸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底和大一统的政治魂魄，淬炼出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牢固命运共同体。
——从行政区划出发，感悟文明基因的时空密码。
自大禹“奠高山大川”以划九州肇始，中国便萌发以行政疆域承载文明、以方域制度传承文明的独特范式。当古埃及的“诺姆”、两河流域的“行省”湮没于风沙，华夏大地的郡县体系却呈现惊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恰似双螺旋结构的分子链——制度框架与地理单元相互缠绕，在时空坐标系中精准锚定文明演进的轨迹。
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构建起“郡、县、乡、里”四级架构，虽代有递嬗、形有不同、式有所异，但框架结构保持总体稳定。西汉103郡国的边界，近半数与秦郡重合；至隋唐推行州县制，仍有近半数州郡名称延续秦汉旧称；宋元之际，江南州县在战火中始终保持建制完整。这使得户籍统计、税赋征收与律令推行始终处于同一坐标系内，即便政权更替，社会基础单元的完整性亦未被打破。
清代《一统志》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府级治所与唐代州郡重合，超过三分之一的辖境与汉代郡国近似。南阳盆地从秦汉南阳郡到清代南阳府始终锁定同一空间坐标，其治所位置两千年未移，水利网络、驿传体系等基础设施不断积淀，文明根脉在这片南北交汇的枢纽之地不断滋养生长。
铺排有致、层叠有序的行政区划，恰似一套精密的时空编码系统，让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等多元文明体系被精准写入历史“磁道”，为文脉延续提供了刚性支撑。
时空轮转，区划如碑，铭刻着中华文明存续的底层密码。
——从行政区划出发，建构文化记忆的鲜活容器。
一纸疆界，自有文化刻度。几千年的行政区划沿革史，本身就是一部镌刻着中华文化的典籍。无论是建制设置、结构布局，还是治所选择、命名定界，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是文化观念在空间地理上的投影。
三分疆域，七分文脉。行政区划往往成为文化现象的塑造者。隋唐划淮南道统摄淮河两岸，北方的浑厚与南方的灵秀在此对冲，酿出淮扬菜“南北兼容”的独特气质：一道蟹粉狮子头，既有黄河小麦的筋道，又有江南黄酒的醇香，恰似行政版图缝合出的味觉辩证法。元代江浙行省将吴语区与越语区并置，钱塘江两岸的方言在盐漕税册的流转中碰撞，淬炼出昆曲“水磨腔”与绍剧“高亢调”的双璧，声腔分野也与明清浙江省“上八府”“下三府”的区划暗合。
界碑为骨，文华生肌。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处处蕴藏着行政区划的催化作用。北宋以“四京”架构天下，东京汴梁的行政中枢地位，催生了《清明上河图》中“正店”“脚店”林立的市井奇观。明代南直隶统合江淮，金陵官话随衙署文书辐射四方，竟使安庆方言中保留着明代官话音韵，桐城学派的书卷里亦沉淀着南北士子辩经论道的遗响。在巴蜀盆地，清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史诗，将湘楚的辣椒与蜀地的花椒熔铸成麻辣鲜香的味觉图腾。
疆理天下，终成文理。税关设于何处，商路便重塑方言腔调；治所定在何方，官话即成雅言标准；驿道划分几等，戏曲声腔便分几派。行政区划如无声的雕刀、文化的模具，刻出方言的边界、饮食的谱系、艺术的流派，更在潜移默化间塑造人们的文化认同、转化为深层文化自觉。
——从行政区划出发，守护精神家园的永恒坐标。
行政区划承载着人们对身份、文化和历史的情感认同，是家国一体的极致浪漫。
郡县制实现了“国”与“家”在权力集中性上的同构，并首次将“家国同构”理念具象为行政网格，成为“家国同构”政治文化的制度起点，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形态。
到宋代发展为制度化的“乡贯”，将科举仕进与地理籍贯绑定，塑造出“落叶归根”的文化心理；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是祖先背井离乡的起点，也是后人寻根问祖的归宿；当代身份证号码中的行政区划代码，持续维系着个人与出生地的关联。当孩童略带懵懂地读着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当游子把家乡与异乡的天气预报同时设置在手机屏幕上，当我们不停地追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乡愁化作了同心结，家乡之间、家国之间，行政区划已突破了生硬的制度约束，成为潜移默化的情感联结，化作心灵的归属，铸就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玉麦“三人乡”的故事感动过很多人，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在海拔3600多米的雪域高原，默默守护着神圣国土上的一草一木，守护着国境的安宁和万家的平安。一个个行政区划单元聚沙成塔、凝聚一体，组合成中国的版图。暮色四合，当千万盏灯火次第亮起，这点点光芒不仅包裹着一个个家庭的温度，也默契又精密地编制出这个古老国度的天地与经纬。
不管是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还是引发共鸣而爆火的《我的阿勒泰》，众多以行政区划为载体和切口的文学作品通过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的交织，以地域、家族、文化为纽带，追问“何处是故乡”的永恒命题。家乡的地域空间不仅是生存的依托，更是文化和精神的根系，行政空间与家乡情结的融通机制，早已使行政区划转化为文化基因、锻造成情感容器、浸润成家国情怀。
——从行政区划出发，领悟大国之治的深邃智慧。
在国家治理的宏阔格局中，行政区划恰如最基础、最稳定的棋盘，承载着政治智慧和文化内核的制度设计，既不是简单的几何分割，更不是僵化的权力分配，而是在中华文明悠长历史中淬炼出的治国密钥。
自《禹贡》以山川形便初定九州，到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将地理单元作为本底与行政权力精准对应的制度设计，使得中央政令穿透层层阻隔直达基层。
从汉家十三州牧守四方烟火到盛唐十道监察万里疆场，从宋金路制的分权制约到元明清行省的制度变革，政区层级历经循环演变，但郡县基底保持长期稳定，折射出首尾、干支之间的完美结合。
汉武帝时期为巩固西北边疆、打通丝绸之路而设置河西四郡，形成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屏障，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充实了边疆人口，促进了农耕技术发展，增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物资、文化交往，减少了对外依赖。附着其中的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多维考量和治理逻辑，不仅保障了汉朝的西北安全，更推动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向外辐射，对当今的边疆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
分疆画界、体国经野，从山川形便的自然之道，到犬牙相契的政治智慧，蜿蜒的行政区域边界线，犹如精密的齿轮，既保持了地方治理效能，又坚守了“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
秦简中的“道里阡陌”，汉牍里的“乡亭邮驿”，《元和郡县志》藏着盛唐的行政基因，《舆地广记》写就北宋的疆域密码，每个时代的行政区划调整设置都是对治理难题的创造性应答和治理智慧的“活态传承”，诉说着东方政治文明的独特逻辑，彰显出“中国之治”的制度底蕴。
当我们真正读懂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中承载的价值理念、民族记忆、历史文脉、治理智慧，便会发现这些镌刻在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印记和治世之道，既是过往的见证，更是未来的启迪，并不断引发我们对“何方家国”的深层思考和恒久叩问。
览山河之卷、执历史之镜，照见行政区划历史文化中蕴含的千年基因。
让我们溯行政区划经纬之脉，在量地制邑、度地安民间探寻家国形塑之道，筑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域空间基石，夯实保持行政区划总体稳定的历史文化基础。
因为我们脚下的大地，本就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中华文明通史。
